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将继续扩张。但不要忘记，世界经济总量达61万亿美元，而中国仅4.4万亿。美国、欧盟和日本共同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共占据全球GDP的不足15%。因此，仅凭亚洲一己之力无法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记者：对于亚洲普遍出现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有何评论？紧缩政策何时到来？

白承睿：在中国的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等经济体中，随着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反弹，消费者几乎忘却了金融风暴的痛苦回忆，放开了自己的钱袋。随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措施例如新加坡政府的“雇用补贴计划”帮助控制许多亚洲国家的失业率，即使是在收紧企业放贷时，银行也能逐步增加家庭放贷。资产价格通胀确实具有正面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在经济脆弱时刺激家庭消费。但随着过度的流动性流入房地产，资产泡沫开始形成，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

以色列、挪威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加息，而许多国家仍进退两难，过早收紧就等于打开了热钱流入的闸门，不及时收紧又会加剧资产价格通胀。在中国，当2010年价格上升时预计在第二季度，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将达3%，当局很可能会发布信贷指导并加息。但总的来说，我们预期政策仍会保持支持性，未来季度的政策调整不会损害经济的复苏或导致明显的信贷紧缩。

一个相关问题就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稳定性，这正迫使许多亚洲国家为维持出口竞争力而保持其货币稳定，持有浮动利率货币尤其是欧元并承受美元疲弱的压力。面对允许货币升值的迫切需要，大多数亚洲国家都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确信经济正在复苏。

记者：大多数经济体都处于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的两难选择之中，政策意图也出现摇摆，您认为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白承睿：简言之，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解决的平衡难题，继续对其经济提供支持，直到确信经济复苏，但不能维持太久，因为这会引发通胀压力，也会损害该地区刚刚树立的谨慎财政管理者的声誉。当政府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亚洲将会面临现实的考验，主要挑战就是面对向美国和欧洲的出口需求疲软，如何确保平衡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时需要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像去年在新加坡APEC峰会上所强调的。关键在于，亚洲必须培育完善的国内消费文化，推动经济增长。众所周知，亚洲消费无法在出口反弹之前得到改善。中国的家庭不愿消费，通常归咎于不完善的财政和社会保障等因素。释放储蓄的努力将依赖于医疗、教育、住房和消费金融领域的改革，但这些都需要时间，因为当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注重国内个人消费需求时，需要结构改革来确保平稳的资源重新配置。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仍然长路漫漫，但我们依然相信亚洲会创造奇迹。（上海金融报）

陆志明：货币信贷政策调控的预期艺术

承接2009年9.6万亿元的货币信贷天量释放之后，2010年央行、银监会等监管层定调7.5万亿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在1月初信贷快速飙升——截至1月19日已达1.45万亿元，距去年同期的1.62万亿元仅一步之遥，短期内收闸信贷成为央行不得不启用的政策工具。据相关媒体披露，近期已有工行等数家大型中资银行暂停发放新贷款，与此同时，数家被央行点名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商业银行已于1月26日缴款。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掌控巨轮，既需提前规划处理好合适的线路来驶向最终的目的地，同时也要把握政策的提前量和滞后性，及时调整航向来躲避迎面巨浪和漩涡。货币信贷在2009年全面放松为GDP增速“保八”、中国经济迅速走出低谷，甚至为未来2－3年内经济稳步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样短期集中释放的“猛药”难免会出现较为剧烈的并发症状，后续的经济政策微调、甚至局部中等规模的调整实为必要。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实体经济中流动性溢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显现，并且通胀预期加剧时，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公众预期是当然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财税与产业政策维持前期的积极状态，以促使实体经济产出保持复苏活力，并刺激就业，确保宏观经济出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格局，避免潜在的“高通胀、低增长”滞涨出现是当前中央宏观调控决策层所面临的首要重任。

其中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黑脸”角色的货币信贷政策，必须及时留意实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保持政策调整的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合理引导公众对通胀、货币信贷的预期。这方面的经济理论已有货币政策的预期分析阐述清楚，其基本原理在于央行必须要“误导”公众的预期。也即央行在经济上升时期为控制通胀而收紧货币信贷，但是并不能让公众显著地认识到紧缩的出现，从而不会大幅降低消费与投资，将经济增长维持在低通胀与高增长并存的状态下，那么央行的最终调控目标就实现了。

事实上，在这一领域曾经备受赞誉的是FED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此君因其长期低利率宽松货币政策引发此次次贷危机，成为主要被批判对象之一，然而其在引导公众预期领域的确有不凡的功力。通过在公开场合释放一些突出，但又不失全面的政策调控信号，引导公众投资消费行为趋于理性化，如格林斯潘就任后期所采用的公开讲话与小幅利率调控的手法，频繁地升息或降息，巧妙引导美国经济避开陷入紧缩和过度扩张的困局。

这也充分表明了，公众预期本身并不可怕，掌握合理引导预期的政策工具才是关键。就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现状而言，央行在2010年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是“防通胀，更要防衰退”，也即在强化货币信贷合理投向、防范资产价格泡沫显现的同时，稳定基本物价，刺激实体经济增长与就业提升，使消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1月份信贷爆发性释放可以看作是去年超宽松信贷政策的惯性延迟，事实上相当部分的信贷额度是用于去年所未能满足的需求。因此在有针对性的强化信贷管理——如每日上报信贷增量、对部分银行实施惩罚性的准备金率以后，2月份的信贷增速应有所缓解。因此央行应强化公开市场操作、信贷窗口指导与存款准备金率等中低烈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力度，给予公众通胀将会得到有效遏制的预期，同时在适度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下，实体经济所受的冲击将会较为有限。

当然，如果通胀预期－资产炒作－通胀加剧的循环仍未能打破，尤其是2009年飙升的楼市投资热潮，那么果断实施强力的利率调整政策也在所难免。重点在于利率调控的幅度与时机选择，既要保持足够的提前量，以防情况出现恶化，同时也要保持适当的调控力度，防止实体经济复苏的势头受到过于严厉货币政策的冲击。（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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