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进行测量”，迈克•理柏说。这位赫赫有名的基金评级机构创始人这样定位他自己。供应商、消费者、测量者以及监管者，是每一个市场的基础配置，而测量者的意义在于，为消费者提供更为透明的信息与评价。

但是现在，测量者们却屡遭质疑。2010年4月26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揭露”评级机构。他说，评级机构诞生之初是市场研究机构，立足于向投资者售卖研究报告和市场评估意见，但后来开始“变味”，沦为受雇于发债方、为债券提供“信用公证”的服务商，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冲突。克鲁格曼呼吁从根本上改变评级机构的激励机制。

在中国基金行业，评级机构也同样不容乐观。不可靠、太短期、有猫腻，是基金评级最常见的质疑理由。正如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王群航所言，基金评级机构缺乏公信力，多数评级机构在独立性和赢利性之间游离。

早在2003年，我国仅有80余只基金时，时任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的祁斌就曾很有先见地表示，基金评级是基金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监管部门将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发展中国的基金评级体系，以期通过有序竞争形成市场能普遍接受的、具有权威的基金评级系统。

2009年11月17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并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2010年1月1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正式颁布《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业务自律管理规则（试行)》（简称《自律规则》），对于进行公开基金评价业务机构的注册登记和业务备案、评价业务规范、机构信息披露和评价结果引用等方面进行了操作层面的细致规定。

也就是说，《办法》与《自律规则》的配套颁布将为投资者筛选掉低劣的测量者，提供真正中立、有见地的“侍酒师”。公开基金评价业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至此，中国基金评级行业正式进入规范时代。

“没有三年以内的评级可看了”、“没有那么多眼花缭乱的媒体颁奖了”这些都是评级规范对于普通投资者的直观感受，但事实上，核定评级机构的意义远大于此，在这一场风生水起的运动中，我们能感觉到基金行业内部的火热的、向上的动能。

迈克•理柏观测了美国基金评级业务的发展与兴盛，他如此回忆赫赫有名的评级机构Lipper的成立过程：“在1973年年中，我的兄弟，另一个理柏，将他的共同基金库卖给了我。于是理柏分析服务公司诞生了，并于1973年6月底开始了它的第一次每周基金绩效分析。当我买下这笔业务的时候，共同基金还管理着大约540亿美元，而在18个月内，就减少到了340亿美元，而对我和大众投资来说都倍感幸运的是，现在至少有19只长期基金的单个规模都大于当初所有共同基金规模的总和。”

银河证券同样惊诧于这样的高速增长——无论是基金管理行业还是基金评级行业。自2001年6月银河证券成立境内第一家专业基金研究机构到现在，已经有包括券商、境外评级机构、高校研究人员和媒体在内的数十家机构，给出了数十种评级以及相应排行榜。

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产品数量625只，60家基金公司和14家托管银行，基金资产净值2.68万亿元，份额规模2.45万亿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近1.8亿基金账户和6000万基金投资者，近30%的中国城镇家庭参与基金投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曾经在2007年基金发行最火热的时候被问到该如何选购基金，以金融体系研究著称的他给出了几条行家里手的箴言：“首先看第三者公正的评价，哪个基金好，哪个基金坏，一目了然。其收益、风险也可以关注。看看这只基金的基金经理是谁，看他过去的业绩。”

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得到基金经理的信息、收益与风险情况如同追寻葡萄酒的酿造者和瓶装工艺一样不可监控。前美国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副总裁和组合投资经理郑方就表示，在刚刚成熟的市场中，基民跟基金公司都要相互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然后给大家一些充分的时间，逐渐成熟和理性。

在市场的最初，基金评级机构建造了这条信任的纽带。“近几年，伴随着基金业的快速成长，基金评级行业也得到了初步发展，对于帮助投资者认识基金产品、促进基金业的发展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晨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晓萍说。

基金评级可以简单、明了地标示风险情报，可依此作为投资决策的参考，并降低搜寻信息的成本。正如一位年近七十的高龄投资者所言，看不懂别的，数星星总会吧。

最多的是五颗，最少的是一颗。得到五颗星的基金如同五星级酒店Logo旁的标识一样熠熠生辉。基金评级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基金投资参考指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理财顾问倾向于根据基金评级报告做出投资决定。

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曾表示，一个基金评价体系要为市场广泛接受，必须具有公正性和客观性。他给出了几个关键词：独立、公正、客观、科学、透明。无论是评级制度的不合理，抑或国际评价体系的水土不服，都将导致“星级标识”难以成信。

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和方法各异，再加上基金业存在业绩排名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确是导致基金评级行业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局面的主要原因。而投资者的不信任度则是基金评级机构所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2007年9月，《理财周报》曾经在几家银行的基金销售柜台对基民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显示，26.7%的基金投资者在选择基金时不参考基金评级或其他参数，而44.44%的基金投资者选择基金时不关心基金评级，而是重点观察各大网站统计的基金在一段时间里的净值增长率。也有不少基金投资者表示，同一只基金在不同的基金评级里有不同的结果，这让投资者无所适从。

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研究总监王群航表示，中国基金评级机构采取的是定量评价方法，即以基金数据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式。“问题在于一些机构并没有掌握翔实的基金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评级就不可靠”，他坦言。基金评级机构缺乏公信力，多数评级机构在独立性和赢利性之间游离。一些券商成立基金研究和评级机构虽然不向参加评级的基金公司直接收取费用，但券商经纪业务却和基金公司的经营运作直接挂钩；此外，媒体的基金评级和被评选人部分也存在利益赞助关系。

而最受专业机构诟病、却最为投资者喜爱的短期评级，也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每周基金净值排名、每天基金净值排名的现象，无疑将基金推向了一条短跑赛道。就好像用北京奥运会百米冠军博尔特的标准去要求贝克勒（埃塞俄比亚选手，2008年奥运男子5000米冠军），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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