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评论之十：这世界刮的是什么风

火烧赤壁留下的教训，是对任何一项谋略、战法和政策，除了进行利弊分析之外，还要特别当心，究竟什么样的现实条件会使推断的利弊成为现实。以连环策为例，大小战船首尾相连，固然有抵御风浪摇晃之利，但也有易受火攻的潜在危险。究竟利弊孰重孰轻，逻辑推演帮不上多少忙，关键要考察一项现实的约束条件——那就是风。曹操就是因为判错了风向，才使他83万大军兵败如山倒。

固定汇率把多国、多区乃至全球的货币连成一体，好处自不待言。问题是仅仅凭藉逻辑推出来的好处，不足以担保固定汇率制一定就利大于弊。因为我们也要正确判定当今世界的风向，才有把握知道固定汇率之利究竟能不能真的压过其弊。当代曹孟德的要害问题，不是关于固定汇率利弊分析与逻辑推断，而是把涉及汇率和货币制度安危的当下世界之风，实在太不当一回事了。

没有看到吗，这世界刮的是财政赤字风！以包括了最发达国家和影响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20国集团为例，2009年其全部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从上年的2.3%飙升到7.8%，而2010年仍将维系在7%以上。这就是说，G20平均的财政赤字水平已经远远超出所谓的财政赤字安全警戒线之外。其中，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平均累积的政府负债差不多要占到GDP的100%。

美国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财政赤字总额也绝对是全球老大。截至2010年2月1日，美国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12.3万亿美元。到2010财年结束，美国还将新增1.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使累积的政府债务总额近14万亿美元，差不多逼近GDP总量，创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平均占GDP之比也飙升到了7%，累积的政府债务则从 GDP的 65%提升到85%。米尔顿·弗里德曼如果地下有知，他或许有理由为他早在1999年作出的“预言”感到高兴。因为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累积负债额则必须低于GDP的60%。要是这两点得到严格执行，欧元的确如弗里德曼预言的那样度不过此次危机，而欧元联盟也没过10年就已经解体。

日本就更不要说了。我们的这位当年屡创奇迹的邻居，现在背负的债务应该也是一个奇迹。2008年12月底，日本国债余额达681.6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超过100%。现在多少了呢？192%！几周前，日本宣布今年第一季度增长折合年率高达4.9%时，我正在参加东京的一个会议。很奇怪，前后左右根本无人对此 “喜讯”感到高兴——一个背负如此沉重债务的国家，即便全年 （不是一个季度折合全年）增长5%，又有什么值得兴奋之处呢？在场一位朋友说，惟一令日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的国债基本是向本国居民借来的！

这就是说，当今由美国、欧洲、日本组成的发达世界，政府统统超高额负债。英国《经济学家》网站上挂有一幅“全球债务比较图”，显示了2010年每个国民平均背负的政府债务：美国和英国各2.5万美元，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各3万美元，“欧猪五国”（PIICS，即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平均3.5万美元，日本7.6万美元。这些国家没有哪一个是靠大手借钱才发达起来的吧？可是现在，他们分明与曾经使他们发达起来的路线背道而驰。

也不要以为，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我们知道“政府救市”的代价不菲，其中也包括急速增加的国家债务。但是，同样根据上述网站提供的信息，当下全球债务总余额38.6万亿美元，其中的75%即29.1万亿美元债务，是早在危机前的2007年就欠下了的。

为什么发达国家竞相大举借债过日子？这个问题问得太没有意思了。愚见以为，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只要能像当今发达国家那样借得到巨债，都不容易拒绝过这样的 “幸福生活”。真正的问题是，发达国究竟怎么可以做到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还能够源源不断地继续举债？

拿普通人的经验比照一下吧。我们都可能要向别人借钱，或为了超前消费，或为了抓住某个投资机会，或为了救急。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借贷愿望非常强烈、借钱的理由非常正当，别人就乐意充当我们的债主。关键是我们归还债务的能力——未来的收入、可变现的财产以及过去履行债务合约的信用记录。假如没有可信的还债能力，我就是急得团团转，你也不一定借我，对不对？

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政府的未来收入基于法定强制征税的权力，似乎比普通人的未来收入更可靠、更可信。不过，强制性收税也受到重重约束：加税要通得过议会的关口，纳税人可以手脚并用投票，征税成本随税率升高而高，以及高税赋终将抑制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靠不断增加的公共负债来“兑现”福利承诺的惯性一旦养成，就非常难以摆脱——这是最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提供的新鲜教训。这是说，发达国家不断增高的负债倾向绝不会自然而然就被轻易扭转。

历史经验说，高额负债的国家因为承受不了缩减财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倾向通过货币贬值来“化解”政府债务。道理简单：货币币值的缩水可以直截了当地勾销公共债务！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拥有货币控制权的国家，可以超越实际的“还款能力”实现高额负债的原因。最起码，“财政亏空货币补”在短期内似乎还行得通。这就对任何货币权力的掌控者构成了致命的诱惑。从这一点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之所以拥有当下全球最多数量的公共负债，与他们控制着美元、欧元和日元有关。作为当代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国，他们拥有更高负债的“本钱”，因为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主动贬值货币，直接消减债务。

这样，由货币控制带来的高额政府负债，反过来就以货币贬值威胁货币体系的稳定。19世纪的金本位就是这样解体的，20世纪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这样动摇的。我们讲过的，如果连黄金都不足以抵抗国家权力在债务方面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当下通行的法定不可兑现纸币，哪里还能构成实质的障碍？况且，现在全球的超级借债国，主要面对的是外国债权人。这里的教训是，债务国一旦能够把货币控制作为多多负债的“人质”，债权国就可能受到债权权益缩水与货币紊乱的双重打击。

回看三国，当曹操听信了庞统之策把大小战舰连成一体时，可谓万事齐备，只欠诸葛孔明的东风。当下的新问题是，国际货币供应国无不负下超高额的政府债务——“东风”早已齐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难道还应该坚守固定汇率，把人民币与债务国的美元牢牢地捆到一起吗？(经济观察报)

汇率评论之十一：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当下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现实，要求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无法阻止全球储备货币供应国利用创造货币来平衡其天量财政赤字，人民币应当怎样处理与美元的关系？2003年以来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辩论，枝枝蔓蔓涉及的方面不少。其中最有深度和难度的，我以为就是人民币是不是还应该坚持以美元为锚？

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讲过的，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里加入了两只不同的货币。从中国这方面看，出口厂商都是花人民币购入生产要素，做成产品再以美元计价出口（这里略去其他国际结算货币不谈）。因此，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一旦有变，所有关于成本收益的计算和预期跟着都要变，做出口生意的麻烦——交易费用——也就增加了。这是人们追求汇率稳定目标的由来。

美国那方面的情形不同。美国出口商花费的是美元成本，做出的产品也以美元计价出口，前后横竖都用一个货币，所以仅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衡量，美国厂商做内贸与出口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当年Alchian讲国际贸易，说过一句“内贸用车、外贸用船”，意思是内外贸没有太大差别就是了——这从美国看是至理名言。至于外国货币对美元汇价发生变化，影响的是外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需求量，与签订并履行贸易合约的成本基本无涉。这里关键的区别，在于美元是美国的国别货币，又是国际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而人民币却只是中国自己的货币。

“固定汇率”论应运而生！不是吗？只要人民币以固定的汇价钩住美元，中国的出口厂商岂不也可以享受美国出口厂商的同等待遇吗？因为那等于只用一个货币——美元——对所有的投入产出计价，可以立即消除两只货币之间的汇率浮动带给厂商决策与缔约的干扰。加上资本流动和投机炒作，汇率浮动可能带来多倍放大的困扰。这对中国绝不是小事一桩：我们这个日渐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的国家，出口总额一度相当于年度GDP的40%。

把上述逻辑阐述得最有力的，当数固定汇率论的领军人物蒙代尔教授。这位加拿大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十年来先是建议加币与美元固定挂钩，随后又分别论证、主张、建议欧元与美元固定挂钩，日元与美元固定挂钩，“亚洲共同货币”与美元固定挂钩。后来蒙代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不遗余力地建议人民币与美元固定挂钩。既然要挂的是固定汇率之钩，那人民币对美元就既不能贬值、更不能升值——这是中国舆论早就熟知的蒙代尔及其追随者的一贯主张。

读过蒙氏著述的读者都知道，蒙代尔教授主张的固定汇率是单向的。这就是，无论国别货币（加元、日元和人民币）还是最优货币区的货币（亚洲共同货币或欧元），都要与美元固定挂钩；但是反过来，美元却不需要与这些货币固定挂钩。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美国就不能实施固定汇率。美元应当与哪个货币固定呢？你能够将加拿大元、墨西哥比索的汇率与美元固定（这并非一个坏主意！），却不能反过来将美元与加拿大元和墨西哥比索固定”。为什么呢？因为“至少有一个国家因为太大而不能将汇率固定”，而这个国家就是“美元至高无上”的美国。

蒙代尔还特别强调，实施固定汇率的国家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他多次区分“固定汇率(fixedrates)”与“钉住汇率（peggedrates）”,认为两者的调节机制有原则上的不同。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大手笔买入外汇、卖出本国货币，以防止顺差带来的本国货币升值；反之则反之。这就是说，通过大幅度增加或减少本国货币的供应量，自动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钉住汇率”却还要保持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结果央行一面干预外汇市场，一面还要做反向对冲的货币安排，以保持对本国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兼顾对外平衡与对内平衡。蒙代尔不断用巴拿马、中国香港、阿根廷、中欧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经验说明，只有严格的固定汇率——而不是 “钉住汇率”——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通货体系，以某种方式将各国货币‘锚’住，以防止通货膨胀”。

说来也真简单，只要实施单一、单向而又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全球经济就固若金汤。人类从此用一个货币计价，各国释放比较优势的交易费用得以大幅度下降，由此刺激全球范围专业化分工和收入增长。不但如此，单一而严格的固定汇率还约束着各国货币当局，谁也不得超发本国货币，因为固定汇率必然要求控制各国货币的供应量。最了不起的，是严格单向的固定汇率甚至还可以约束财政政策，因为预算赤字引发投机资本的攻击，从而威胁本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好处如此之大，所以蒙代尔教授有理由相信，只要成功地把全部国家和地区纳入单向严格的固定汇率体系，他和很多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货币制度——国际金本位制——一定可以重新降临。